整个行政系统构成为一个巨大的内部行政运作空间，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处理建议、请示批准和事后备案，成为行政过程中的常态。
中共建政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危机应对方针，"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制度扩散过程，"五湖四海"的干部选拔政策，"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的跨省资源"再分配"工程，以及近年成为舆论焦点的四纵四横的高铁布局，凡此种种，它们得以施行不仅是单一制国家"全国一盘棋"的要求，也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能力，还要得益于中国差序格局所具有的纵深空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6比3，我们赢了，立法撤销"，参见p. 58。[45]更重要的还在于，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所面对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怎么办"，而不是"怎么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24]而近年来，在文化自觉和体制自信的感召下所出现的中国叙述，实际上从不同方面阐发了这一经典命题。宪法学者经常因为马伯里诉麦迪逊就为美国宪政贴上司法宪政主义的标签，这其实是对美国宪政史的一种误读。
在对单一制学说进行修正之时，学者的常见策略就是为单一制或联邦制加上前置的修饰词。众所周知，中西方在十九世纪的重遇，让中国被动地纳入了欧洲人所定义的国际政治秩序。[13]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如果法庭认为立法机关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不作为法律而适用。[30]其次，他致力于在中国引进文官制度，重视行政制度改革。在清华，龚祥瑞初步了解了西方政治宪法学说的图景。三是政治性，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色彩和功能。
龚祥瑞深感在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知识和人才匮乏，他带领研究生南下深圳做实地调查，在往返途中又先后调查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法院行政审判庭试点情况，及时研究行政诉讼中出现的疑难点。首先，他的学术渊源来自民国公法学和英国政治学、宪法学传统，不属于根正苗红。
格林认为，抵制必须以大局为根据，有三个前提：没有撤销法律的途径。1991年，耄耋之年他又带领六名研究生到天津、河南调查行政诉讼现状，向高级法官班做问卷调查，指导九名研究生对全国32个城市各类人群做行政诉讼问卷调查，最后形成《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和《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专著。1993年由他主持的上海宪政史研讨班、各国宪政史研究工作被歪曲和叫停。因此，《自传》中他自嘲墙内开花墙外红。
同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宪政，要将社会主义和宪政相结合。[8]著名律师陈有西与龚祥瑞结识于北大的高级法官班，为了更加了解公检法系统的实践情况，龚祥瑞常常与陈有西交流探讨，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3]龚祥瑞认为，格林对于不服从具体的法令和不服从法律不加以区别，对于政变和革命也没有区别，这是其理论的谬误所在。尤其是在1989年，他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引起轩然大波，在自传中，他因此专列一节《我的反思与答辩》，指出中国宪政理论的缺失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于立法应当具有超前性。其次，人民基本权利高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对宪法规定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剥夺。
有时甚至可以指自然权利。除了龚祥瑞，还有罗隆基、王造时、徐志摩、吴恩裕、程沧波、储安平、王铁崖、费孝通等人，都受到拉斯基的指导。
在他逝世十六年后，再次重温这位宪政追梦人坎坷的经历，品读他振聋发聩的言论，对于我们当下进行的宪政建设不无裨益。他不仅身体力行，推动文官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的落地，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宪政教育家。1. 中国宪法存在的问题龚祥瑞首先建议，宪法的制定应当重新开始。统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夺取统治权只能靠革命，而不能靠分权。因此，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较主权问题更为重要。二是，搞错了所能代表民意的场所。
[24]其次，龚祥瑞批评从我国四篇宪法中，未看到重新开始的理论，找不到宪政思想。因为宪法的滞后性，缺乏指导性，也导致宪法缺乏权威，被束之高阁。
[22]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对于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他也有专著研究。
三是，设置和加强司法机关，使上述原理付诸实现。因此，无政府是最大的专制。
[1]第二，国外留学时期，他的治学和研究方向基本奠定。[26]因为权力的先定性与腐化性、侵略性，要用宪法与行政法来约束管制，使权力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才是我们重新开始要做的。但是，要把社会秩序主要建立在守法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强权上面。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他则自称奥里翁——古希腊追逐太阳的盲人，一个永不停歇追求真理的人。龚祥瑞成为那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其论著、学说至今还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学者。
翻开四篇宪法序言，都是一个党派取得成果和记录的展示，千篇一律都是歌功颂德，给人感觉有权就有一切，权力高于一切。[24]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页。
[31]龚祥瑞无疑是20世纪后期这种主流宪法学传统中的异类。第三，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
[5]在青年干部学校和资源委员会工作期间，龚祥瑞接触了中国实际的官僚体制。再次，他治学重视调查研究。钱的其它著作如‘法国的政府等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写出来的，并非出于好学。[25]斯大林式宪法的问题在于，权力没有约束，对生产资料、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等都由权力来垄断。
他较早系统的研究西方文官制度，1949年以后长期任教于北大公法学科。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
[34]在他的论著中，关于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戴克光、龚祥瑞、芮沐等教授还指出，钱端升之所以站在右派反党立场上，从他的历史上和思想根源上看，是毫不奇怪的。
对法律是否破坏政治自由要进行司法审查，对被告的审判进行陪审制。[33]甚至，他生前写就的《自传》的出版也历经曲折，在其去世十五年后才向世人公开。
